中国同性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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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这种未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文化现象，在社会走向多元与包容的今天，它不再成为禁忌的话题。
     1999年，有关项目组对中国31省市660余例男性同／双性恋者的问卷调查显示：其中60人检测过艾滋病病毒抗体，有2人有结果呈阳性。在1997年至1998年的同类调查中，有40人查过艾滋病病毒抗体，仅有1人呈阳性。专家们指出：艾滋病在中国同性恋人群中的流行趋堪忧！因为“艾滋病”“同性恋”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但同性恋人群及同性恋与异性恋人群中所包含的问题却不单纯是艾滋病。
     主流社会对同性之间的性爱现象和当事人，最普遍的称谓是“同性恋”、“同性恋者”，或称“Gay”(男同性恋)、Lesbian(女同性恋)；还有“别棍儿”、“基佬”等歧视性称呼。也有学者认为，“同性恋”一词也带有歧视性，主张并坚持用“同性爱”。目前，起源于香港的“同志”一词，在大陆同性恋人群中普遍流行，但未得认同。不能再躲躲藏藏的问题。
     小N，某公司职员，已婚，育有一女。他与妻子长期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每两周回家一次，其余时间与同性保持着性爱关系。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同性恋一直被列为禁忌的话题。许多人认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同性恋。的确如此，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大多会像小N一样，以异性恋的面目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而他们又有一个隐秘的，一般人都无法进入的心理世界与生理世界。
     1989年底，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即是与多个男子有性关系的男子。另据中国卫生部门告，至1996年底，北京市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48%是与男人有过性关系的男人。为了适应主流文化，近半数的男性同性恋者与女性有过性关系；由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大陆90%以上的成年男同性恋者进入传统婚姻状态。他们婚后，几乎都是既与妻子保持性生活，又与其他同性保持性交往。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属于“性活跃”分子，并染上了艾滋病病毒，那就可能会把病毒传播给数十人，甚至成百上千的人。中国某省会城市一大型同性恋酒吧的经营者曾询问过许多同性恋：如果你感染了艾滋病怎么办？其中有人告诉他：“尽可能传染给更多的人。”
     1997年5月，北京某大医院发现的38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有12人是同性恋／双性恋者，所占比例高达31.6%，男性同性恋人群是中国性病感染者年增长率最高的人群。中国性病防治中心对全国的统计发现，1994年性病者中同性恋者的数目比1993年增加了26.3%，而性病病人比一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高出2—5倍。中国已故著名作家萧乾先生40年代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文学时，曾与20世纪英国小说界三大师之一、身为同性恋的福斯特建立了友谊。萧乾先生曾读过福氏打算百年后才出版的一部手稿《莫瑞斯》，尽管是同性恋小说，萧老先生评价说：是一本健康的书。1992年，萧老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唉，同性恋》，1995年5月14日和7月4日分别在香港《文汇报》和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一个值得正视的社会问题》。此后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提道：拟把艾滋病与同性爱这个问题正面提出，并大声疾呼引起关注。同性恋，艾滋病，必然联系？
     目前，“同性恋”与“艾滋脖两个本应单独使用的名词，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合二为一”。由于美国艾滋病流行最早见于同性恋人群，所以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有一种感觉：同性恋可以和艾滋病划等号。这种语境令许多同性恋者反感，尤其是女同性恋者。
     1999年6月，媒体曾报道了一对女同性恋者30年的生活经历。她们两人于1969年相认，1975年，其中一人假冒男性两人登记结婚。1998年，其中以男性身份生活者被意外发现为女性，为了维持婚姻和得到社会承认，她希望做变性手术。据调查，在女同性恋关系中，感情所占的比重较大、关系的稳定程度甚至超过了异性间婚姻的稳定程度。由于女性在性行为过程中，体液交换量非常少，已有证据表明，女性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及性病发生率最低的人群。事实上，无论是传媒还是许多人习惯性的思维中，也大多把焦点集中于男性同性恋人群当中。
     小T是一名大学生，他每星期必须去一趟同性恋聚集的浴池，常常是周五晚上进去周一早上才出来。这种同性恋集聚的场地，卫生条件堪忧。当研究人员问：为什么非要去那种场合？他说：那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因为生活有压力，心理有压力，必须找一种缓解方式。据悉，同性恋人群中也有“层次高低”之分，这与学识、职业及社会地位有一定关系。较高层次的同性恋者倾向追求相对稳定的感情和性爱关系，对家庭、社会责任感较强，对同性恋人群中存在的不良倾向深感忧虑，有人还积极投身于性病防治的教育工作。层次较低的，一般缺乏社会资源和支持系统，社会责任感较弱，倾向于在浴池、公园僻静处寻找生理满足。虽然同性恋不能等同于艾滋病，但同性恋者确定是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群体。有关专家学者认为，把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深入到更多的同性恋者圈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性爱行为容易传播传播艾滋病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性行为没有得到社会认可，不能建立如同一夫一妻相对稳定的性关系，多性伴现象严重。
    第二个原因是大多数男同性恋特殊的性行为方式。艾滋病及性病病毒常常会在直肠内弱碱性环境中生存，并经制释放而血液里随着血流扩散到全身。上天的赋予还是自己的选择？
     20多年以前，H因父亲“历史不清”在村里提亲时总被拒绝，渐渐成为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没想到他却受到村里新任队长(近50岁)格外的照顾。队里的苞米成熟的季节，每年都要派两个男劳力上山不分昼夜看守，看守人每天拿双工分。H从未有过这样的好机会。但那一年，H从未有过这样的好机会。但那一年，H却被队长选中一起看护苞米。当天晚上，酒醉的他与队长之间有了性关系，并且此后每年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山上与队长一起度过。对于过去这段经历，H认为，队长对他的“爱”是真诚无私的。在一次覆盖中国31个省市的同性恋调查中，共收回有效问卷426份，据统计，这其中88.70%的人首次性行为的对象是男性，首次同性性交年龄中位数为18岁，平均年龄为1838岁。普通大众中很多人认为他／她们对同性的恋情是由于少年时代被某些成年“坏人”“教唆”才走上这条不归路的。专门研究同性恋问题的专家张北川先生还收到过一位母亲的信，叙述了自己的儿了如何在一次恋爱失败的情况下，“堕落”成了一个同性恋者。也有同性恋者陈述自己成长的环境是“母强父弱”。有些同性性行为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出现的。当长期缺乏异性的环境，如在监狱中，就可能出现同性间的性行为。
改造“同性恋”？
    H因同性恋倾向，曾有过长达7年的治疗经历。1991年，在某医科大学附属院，当他把病症说出来时，女医生随口说：“你是性变态。”医生提出的具体治疗方法是，在胳膊上套橡胶皮筋，每当他对同性产生好感时，就拉橡皮筋抽打自己的手碗。H的手腕被自己抽打得又红又肿。为了治疗自己的“疾脖，他吃过阿米替林、做过鹤翔桩气功，甚至在做厌恶治疗时，一位医生给他体内注射了阿朴吗啡，使他呕吐不止。但所有的方法都没有改变他的性倾向。据一次调查表示：同性恋中试图改变自己性取向占被调查者的31.6%；有667%的人感到医生的治疗或力图把自己变成异性爱的努力反而加重了心理冲突和痛苦。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曹宁校、邵长庚等学者认为，同性恋人群中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有些人通过教育引导可以拥有异性恋的生活，甚至能够放弃同性爱行为，有些人则是不可改变的。他们认为对于有同性爱行为而性定向不确定的人应该帮助其开发和建立异性恋关系，而对于性定向稳定的人则应注意教育他们控制自己，避免发生与法律相抵触的行为。据精神病研究专家介绍：如果是性定向稳定的同性恋，从强迫精神分析、激素治疗到电击休克、睾丸移植、甚至阉割和颅脑手术，从未见过一个“治愈”的病例。中国心理医生接诊同性恋的调查表明：同性恋就诊的原因中，社会压力占60.5%，不能自我接纳占44.2%，想要改变性取向的占32.6%。接诊同性恋的医生认为同性恋者心理问题的类型不同，其中512%的心理医生认为就诊者有心理障碍，属于自身心理内部的冲突(自我失谐)；62.8%的心理医生认为属于同性恋与社会的冲突。心理医生接诊同性恋的治疗目标依次为：自我接纳81.4%，适应社会81.4%，改变性取向302%。治疗效果的百分率为：痊愈26%，显著进步15.4%，进步64.1%，无效17.9%。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杨华渝认为，如同人们没必要强迫左撇子改成右撇子，我们也不必要去强制同性恋者“改”成异性恋者。同性间，有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情？据悉，北京有东北男孩在浴室或按摩房专为同性恋者提供性服务；成都一间酒吧，清一色的男孩坐台；重庆稍徽有些钱的同性恋，都知道去哪里找“货”……部分男性同性恋之间性关系的随意性，对同性恋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破坏。但对同性恋人群的调查却显示，有9／10的人曾经或希望建立富有情感的单一伴侣关系。
     Z和L一见钟情，但L很快回家乡去了。Z牵肠挂肚，不远千里来到L所在的城市，经历千辛万苦找到了L家，但L的父母坚决不让Z进家门。Z就守在L家外在的大街上，盯着L家的大门，盼望着L一旦出门，就可以见面。这样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眯，整整守候了两天。L却被家人留住，全然不知Z在外面等待。第三天早上，伤心欲绝的Z在前往L家的路上被过往的汽车撞倒……这听起来是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但潘绥铭教授透露，Z和L全部是男性。
      王小波、李银河夫妻合著的《他们的世界》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男同性恋人群的性社会学专著。他们对同性恋的处境充满了同情，王小波尤其同情那些“有自己终生恋人，渴望能终生厮守”的同性爱者。他认为，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让人敬重，同时他认为同性间存在的性乱，地点不卫生、不安全、又容易冒犯他人，是社会的负面现象，一个有理性的人会相信，这种生活方式不可龋专家们也从防治艾滋病的角度，提倡同性恋之间建立“一对一”的伴侣关系。通俗的说，那就是同性恋人群对自己性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常常处于一种惶恐与不确定的状态，这种心理决定了他们行为的不加选择性。男性同性恋之所以性伴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社会的不宽容。传统上大众反对同性恋结合成稳定的同性伴侣关系，许多真正的同性恋人男人，被迫进入传统婚姻传宗接代。保留性宽容策略？
     P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某大学任教，工作非常出色，被评为优秀教师，与此同时，他情感的欲望也达到了极点，于是他找到了一个伴侣。但不久事情就败露了。那是1984年的冬天，P先生由鲜花变成了毒草。学校停止了他的教学工作，取消了出国资格，开除了党籍，强迫调离学校，被临时安排到一个施工工地。幸而他得到一位朋友的指点，逃离了那个给他带来耻辱的地市。他开始拼命钻研业务，近年来又走出国门，在国际讲坛上用英语向同行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像P先生这样有才华的同性恋者为数不少。同性恋人群都会以著名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以及培根、南丁格尔等为骄傲，并有一派研究者认为，同性恋与异性恋者相比，更具艺术鉴赏力、更敏感而显得有修养。但这些说法并不能摆脱生活的阴影。
     1998年，筹备了14个月的’98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在香港举行，参加大会的近200位男女同志来自17个国家与地区，其中许多人认为自己终生都要挂着面具做人，造成了人性极大的扭曲与伤害。同性恋研究专家张北川认为，事实上目前大陆同性爱承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尤其对男性而言，承担着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的责任，很多心理学家也在用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社会影响、人伦道德等大道理企图纠正同性爱的性倾向。刘达临教授认为，中国大众对于同性爱的认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同性爱有罪论；第二阶段为同性爱无罪但反常、病态；第三阶段为同性爱与异性爱一样，是一种正常的性取向。而中国目前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李银河博士认为，中国目前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做法仍停留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延光教授认为，对同性恋人群采取宽容的态度，对他们所遭受的痛苦给予同情与帮助，可以赢得社会各种人群的协作，使社会集中力量减产艾滋病的危害。由于同性爱人群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群体水平上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自我教育十分有效。他还建议，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及公众，在宽容策略下保留同性爱行为不道德的观念，暂不用性变态疾病这些说法伤害同性爱人群的感情。